“好人好马上三线！”陕西学生奔赴大西南“工改兵”后的传奇故事

背景介绍：50多年前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积极投身于国家的三线建设，“好人好马上三线！”这句话鼓励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、强壮劳动力投身于三线建设。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建设美好家园的向往和坚定信心，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口号。在那个特殊时期，无数英勇的人们离别故土，投身于艰苦的三线建设。他们为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也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。如今，虽然“三线建设”已经成为历史，但这句话所传递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仍值得传承和发扬。

我叫丁振宇，1944年4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舞钢市。1966年6月8日，我们陕西省铜川煤炭技术学校四个毕业班近160名同学,经政治审查合格后告别母校，告别父母和亲朋，由副校长李学堂带领，开始了我们远征西南参加三线建设的人生征程。

我们在铜川桃园车站上车，飞奔的列车载着我们这些立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，翻越秦岭，途经成都、贵阳，于6月18日到达目的地——云南省沾益县。途中同学们学雷锋做好事，主动帮列车员打扫卫生、提送开水，转车时帮扶老人上下车，受到列车工作人员的好评。

在沾益休息几天后我们被告知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，为加快三线建设，做好备战准备，国家决定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。动员同学们要一切听从党安排，服从祖国需要，报名应征入伍。 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，受党教育多年的青年学生，视祖国需要高于一切，党和毛主席指向哪里，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哪里。在学校我是班长、共青团员，所以我放弃了参加工作拿工资的机会，甘愿当兵拿津贴。在没有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况下，就毅然决然报名参军。随后，我和史纪民、王佳秀、马立国、刘井彦、肖玉安、安华珍、孙庆阳、石锁全、王黎斌、杨正明、杨耀民、孙肇立、许元克、王志勤等共计40名同学，被分配到贵州省盘县月亮田新兵团集训地，冒着酷暑参加了一个多月的严格军训。

▲在贵州参军后的丁振宇

当年的盘县盘关公社月亮田村，坐落在拖长江南岸的山坡上，江北边是待建的月亮田煤矿。江上有座新建的桥梁连接南北，山坡上是层层水田，稻田埂就是道路。“天无三日晴”的贵州几乎每天都要多少下点雨，走在稻田埂上，一不小心就会掉到稻田里，稻田里常有蚂蟥和水蛇乱窜。我们的营地就建在一片坟地中，因为那里没水，营地共有九栋用竹笆建起的简易住房，墙壁就是竹笆上抹一层泥巴，房顶是一层油毡纸。由于山坡坟场中冒出了九栋临时房屋，以后大家就称该营地为9栋房了。每栋房屋有30米长，里边搭的是一排大通铺。由于是临时搭建的床铺，支撑不太稳，几十人睡通铺，只要一人上下床，整个大床都会晃动。墙壁四面透风，房顶只有一层油毡纸隔雨。夏季太阳直射时，房内温度特别高，并充满油毛毡的气味。

在9栋房住的日子里，让人害怕的是晚上起来站岗。在乱坟地里，天冷倒算不了什么，最难受的是心里特别紧张和恐惧。山上常常发出一些野兽和不知什么鸟的叫声，使人毛骨悚然。二是夜晚搬运给养。那时运送给养的车到达江北桥头时，不管是晚上几点，也不管是刮风下雨，都要及时靠人抬、肩背搬运到住地。由于没有像样的道路，只能走又窄又滑的田埂。因为当时粮油菜等生活用品都是从贵州兴义、云南曲靖等地长途运来，所以车到住地时几乎都是赶到晚上。所以夜晚出公差搬运生活给养就成了常有的事，也是一大刚性任务。所有搬运的人，经常是十有八九都有失足掉进水田的经历。凡有这种任务，我不等班长田光、排长胡耀光点名，就举手请战。有一次我抬的东西太重，不慎掉进沟里，把腰扭伤，至今凡天阴下雨，腰伤都会自然向我“报到”。

▲丁振宇在部队时与德国专家华尔特在平煤八矿

军训结束后，1966年8月1日，我参加了基本建设工程兵41支队建队授旗大会。我被分配到41支队401大队机修中队一排一班。当时，机修中队担负着整个大队机电安装维修任务。因为要加快工程进度，机电设备要先行，电不通，机械安装不到位，其它工程就无法进行。记得当年8、9、10三个月，是我们任务最繁重的时期，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的概念，每天晚饭后还要加班。天黑后干不了技术活就干搬运，运设备、拉电缆和电线是经常的事。下雨时就穿着雨衣干，那时鞋子里总是湿的从没干过。早晨起来穿鞋都要慢慢才行，不然太凉。现在想起来，要不是有建设祖国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。

▲与战友在平煤八矿和德国专家合影（左二为丁振宇）

1966年10月，我被调到大队政治处工作。报到后被派往铁道兵一师，参加该师在昆明西山脚下滇池水畔举办的宣传工作培训班。年底回部队后，当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潮席卷大地，刚组建的部队也在经受严峻考验。部队首长审时度势，决定加大政治宣传力度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，抵制那些动摇军心、涣散斗志的思潮干扰。

▲战友们与德国专家合影（左三为丁振宇）

1967年初，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我担任队长。赵秉晨、董瑞生、岳文贵、郑玉先、李文章、贾玉萍、王佳秀、安华珍、李雅琴、张生才等战友都是宣传队员。其中大多数战友从未登过舞台，既不会跳舞，也不擅长唱歌，要组织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谈何容易?但任务就是战斗，舞台就是战场，谁也不想还没有上战场就败下阵来。为此，大家深入一线，挖掘素材，把许多发生在基层连队的动人事迹搬上舞台。只为节目好看、好听，大家都刻苦学习，精心排练，腿练肿了、嗓子喊哑了都不休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终于在短时间里排练出近两个小时的节目。

其中有《收租院》、《饭糊以后》小话剧，有少数民族风情的《盘山道士》小歌剧等，都有一定的艺术水准。宣传队在一年多时间里，共演出60多场次。活跃在部队基层和贵州省盘县地区，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热情，加深了部队和地方的鱼水情谊。1968年我们参加了支队在土城组织的各大队宣传队汇演，荣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，为401大队争得了荣誉。

▲转业后的丁振宇

随后我被调到大队电影放映组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部队文化生活非常贫乏，放映电影是部队的一项重要活动。当时部队驻地离县城60公里，距贵阳市300多公里，山高路远，我们为保证一部又一部的新电影及时在部队上映真是想尽了办法。记得我常常在火车站提出影片后，即乘火车连夜取道云南沾益火车站，在沾益再乘汽车经云南省富源县进贵州盘县。每当我提着电影拷贝进入放映场地时，翘首等待的指战员们都报以热烈掌声。当时我心情激动万分，忘却了一路劳累，感到再苦再累再难都不算什么，部队指战员们的认可比什么都值!

1973年3月，上级命令401大队转战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八矿。我历任参谋、指导员、教导员等职。部队接手“平八矿”这座设计年产量300万吨的特大型矿井后，发扬我们在盘县就形成的“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战斗”的精神，排除重重困难，出色完成了该矿的建设任务。

▲丁振宇和战友们在深圳聚会（中间穿红色上衣者为丁振宇）

在“平八矿”建设期间，最难忘的是1978年与西德专家合作的日子。我当时任五区队副教导员，所属中队主要负责主副井、东西风井提升系统，大队决定由我全面负责对主井4米5直径绞车的安装调试工作。这台绞车是我国用30万西德马克进口的，根据合同，西德派来三名专家来华负责安装调试。他们对工作极其认真，我和我的战友们积极配合，近半年时间，我们圆满完成了这项责任重大、影响面广的特殊任务。

1983年，部队撤销我转业到地方后，历任原部直属企业河南省第五建井工程处党委副书记、河南省梁洼矿务局党委书记、平顶山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、党组书记、市委办公室主任、市委副秘书长等职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我都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在基建工程兵部队锻炼多年的转业干部，应把部队的好作风、好传统保持下去，为部队争光。

▲与战友在一起聚餐（中间穿黑上衣者为丁振宇）

军旅岁月，战友情深。2004年退休之后，寻访战友成了我的心结和任务。从白山黑水的东北，到崇山峻岭的云贵高原；从茫茫戈壁的新疆，到飞腾发达的深圳，祖国的美好河山，到处都留下了我寻访战友的足迹。

所到之处，战友们对我关怀备至。在真正体会到战友之间兄弟般深情厚谊的同时，我见证了深圳的李达科、李柏松、胡华祥、古焕坤等战友的团结友爱与成功；见证了王春、梅旭光战友在上海的成功融入；见证了朱培亮在云南对地震预测的探究而成为新闻人物；见证了兰州王玉成战友当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15年的开拓进取精神；见证了李志魁战友在甘肃中医学院领导岗位和业务研究的双丰收；见证了贾清祥战友弃官自创矿业的业绩；见证了贾玉萍战友在沈阳困境中的坚守；见证了王守君、刘云达、苏新华等战友走上地厅级领导岗位的政绩；见证了大同市的岳文贵、李树刚、赵剑平、赵秉臣等战友工作上的执着追求；见证了杨忠祥战友在西双版纳广电局工作的洒脱......

退休后的每年“八一”建军节，我都要与同城的老战友聚会。特别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石人山景区尧山镇，在李明建、周天亮、张同贵等战友的积极支持下，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友联谊会，最多一次近百人参加。场面恢弘，情真意切，彰显了部队作风和战友间的深厚感情。每年6月8日，我还要参加在西安市举行的战友同学联谊会。每次相聚，战友们抚今追昔，有说不尽的贴心话，其乐融融，激动不已！

近年来，有关西南“三线地区”巨变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。于是我曾和部分战友、同学重回西南三线故地——贵州省六盘水市和盘县。目睹了昔日奉献青春，艰苦奋斗，不惧苦和累，勇于牺牲征战过的三线建设战场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使人感慨万千，激动不已。虽然我们即将迎来基建工程兵成立60周年了，但当年在大三线建设中奋战的桩桩往事历历在目，三线建设开局的那些峥嵘岁月恍若昨日。我只想说一句话“当兵成就人生无悔，难忘三线战友情深”！